文德皇后长孙氏,唐太宗李世民之妻,贞观十年(公元636年)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,终年三十六岁。其逝非仓促暴卒,实为积劳成疾与忧思过甚交织下的漫长凋零。
早年忧劳埋病根
隋末乱世,十三岁的长孙氏已开始操持高氏家门庶务,辅佐兄长应对家族浮沉。李世民征战期间,她“孝事高祖,恭顺妃嫔”,在波谲云诡的玄武门之变前夜,更是“慰勉将士,左右莫不感激”。这种长期精神紧绷的状态,正如《旧唐书》所言:“常惧不克终始,忧劳所萃。”
气疾缠身难根治
史载“后素有气疾”,此疾可能属呼吸系统顽症。贞观八年(634年)随太宗幸九成宫时曾突发重病,太宗“亲侍医药,累旬不解带”。为祈康复,太子承乾曾建议修葺佛寺,却被皇后以“岂因吾一妇人而费天下”婉拒,其克己至此。
生死关头固君心
贞观九年(635年),长孙皇后病情加剧,恰逢太宗亦患重病。她竟“密携毒药于衣带”,对太宗立誓:“若陛下不讳,妾誓不独生。”这种以命相随的决绝,虽彰显夫妻情深,却也折射出她始终将自身生命价值完全系于君王的悲情。
临终谏言定乾坤
病危之际,皇后三件遗事尽显政治智慧:一谏停止赦免死囚为已祈福;二请勿重用外戚长孙无忌;三嘱薄葬“因山而葬,不需起坟”。当房玄龄遭贬归第,她在病榻疾呼:“玄龄事陛下久,小心慎密,奇谋秘计,未尝宣泄,非有大故,愿勿弃之。”这些谏言成为巩固贞观之治的关键遗嘱。
哲人其萎的深意
六月己卯,皇后崩逝。太宗恸哭:“是内失一良佐,以此令人哀耳!”按其遗愿葬于昭陵,亲撰《羲陵碑文》。她以儒家理想的后妃形象完成生命谢幕——既非单纯病故,亦非悲情早逝,而是在恰当时间以最符合礼法的方式,为贞观盛世留下永恒注脚。
文德皇后之死,是盛唐华章中一曲沉郁顿挫的间奏。她用三十六载生命诠释了何为“母仪天下”,其临终谏言如精密的政治遗嘱,守护着初唐的航向。这份超越生死的深谋远虑,让她的逝去不再是简单的生命终结,而成为融入帝国血脉的精神图腾。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