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德裕和牛僧孺谁厉害

李德裕与牛僧孺的“厉害”之争，实则是中晚唐政治博弈的缩影，难以简单定论。二人分属“李党”与“牛党”，在四十年“牛李党争”中交替浮沉，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品格与历史影响。
论治国实绩与全局视野，李德裕更胜一筹。 作为实干型政治家，他在武宗朝独揽大权，展现出卓越的军政才能：平定昭义之乱，强化中央权威；改革科举，抑制进士浮华；整顿佛教，推行“会昌灭佛”以增国力；甚至力排众议，接纳归附的异族将领。其政策锋芒毕露，旨在重塑唐朝中央集权，司马光赞其“明敏有决”。若以事功论英雄，李德裕确有宰相之才。
然而牛僧孺亦非庸碌之辈。 他作为科举进士集团的旗帜，代表新兴庶族地主的利益，主张“守常求稳”，反对激进改革。任淮南节度使时轻徭薄赋，颇得民心；在吐蕃问题上主张息兵守境，虽被斥为“姑息”，却折射出对国疲民困的审慎。牛党得势时，其门生故吏遍布朝野，形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，深刻影响了唐代后期官僚体系的生态。
二人之“厉害”，实是两种政治路线的对抗。 李德裕追求以强硬手段重振皇权，其政策如利剑，能破局却易折；牛僧孺则倾向维持现状与官僚集团利益，其理念如软盾，易守成而乏革新。李德裕的悲剧在于，其功业随武宗崩逝而烟消云散，终遭贬死崖州；牛僧孺虽多次罢相却得以善终，其政治遗产通过门生延续更久。
历史评价常因视角而异：从王朝中兴角度看，李德裕的刚毅果决更具分量；但从社会结构演变观之，牛僧孺所代表的科举官僚崛起实为历史大势。二人缠斗四十年，最终双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，而唐朝也在这种无休止的内耗中走向衰亡。他们的较量没有赢家，只留下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专制王朝中，无论个人才能高低，陷入派系倾轧便难逃共损的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