卢弘

卢弘生平经历
卢弘，生年不详，卒于唐昭宗大顺二年（891年），是唐末江淮地区重要的军阀之一。他的一生，活跃于黄巢起义失败后、杨行密奠定吴国基业前的混乱时期，其起落沉浮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藩镇武夫凭借军事实力、背信弃义以求生存与扩张的时代特征。
1、 早期经历与感化军之变
卢弘的早期事迹记载不多，已知他在唐僖宗年间效力于感化军节度使（治所徐州）支详麾下，并成为其重要部将。感化军地处中原要冲，是晚唐时期动荡最为剧烈的藩镇之一，兵变频繁，节度使更迭如同走马灯。卢弘在这种环境中，逐渐掌握了军权，并树立了在士卒中的威望。
唐僖宗中和年间（881年-885年），黄巢起义虽已失败，但天下藩镇割据之势已成，相互攻伐不断。大约在光启年间（885年-888年），感化军节度使支详派遣卢弘率领军队北上，参与当时复杂的军阀混战。具体讨伐目标史载不详，可能与当时盘踞在兖、郓一带的朱瑾、朱瑄兄弟，或是其他中原势力有关。
这次北伐成为卢弘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当卢弘率军完成任务（或未能完成任务）返回徐州时，军队行至中途，发生了唐代中后期常见的“骄兵”拥立事件。士卒们或许是对支详的统治不满，或许是认为跟随卢弘能获得更多利益，于是鼓噪起来，拥戴卢弘为“留后”（代理节度使）。这种由士卒自发拥立主帅的现象，在晚唐五代极为普遍，是中央权威丧失、地方军将权力膨胀的直接体现。
面对部下的拥戴，卢弘的野心被激发出来。他顺应了军心，率军返回徐州，准备夺取节度使的位置。支详得知兵变消息，深知大势已去。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，被部下抛弃的节度使往往没有好下场。为了保全性命和家人，支详选择了主动退让。他把自己关在节度使府中，不再处理政务，等待卢弘的到来，并请求能全家返回洛阳（东都）养老。
卢弘进入徐州后，最初的表现似乎颇为“大度”，他同意了支详的请求，让其携带家眷和财物离开。然而，卢弘的宽容是有限度的，或者说，他手下的骄兵悍将并不愿意让前任节度使带走大量财富。当支详的队伍行至彭城（徐州治所）附近时，卢弘麾下的军队发动了袭击。支详及其家属在这场变乱中遇害。关于卢弘是否直接指使了这场屠杀，史书没有明言，但作为新任主帅，他至少负有纵容或失控的责任。通过这次兵变，卢弘正式成为了感化军节度使，控制了徐州及其周边地区。
2、 周旋于强藩之间
卢弘掌控感化军之时，正是江淮地区局势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。北面，有以汴州为中心、正在急速扩张的朱温（后梁太祖）；西面，是混乱的中原诸镇；而南面的江淮地区，则主要是杨行密与秦宗权旧部孙儒在进行惨烈的拉锯战。
杨行密此时已占据扬州，被唐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，但他面临着孙儒这个极其凶悍且强大的对手。孙儒率领的蔡州兵战斗力极强，且以残暴著称，对杨行密构成了巨大的生存威胁。为了对抗孙儒，杨行密迫切需要盟友。地处淮北、位于孙儒势力侧翼的感化军卢弘，自然成为了他争取的对象。
卢弘审时度势，认识到孙儒的威胁不仅是针对杨行密，一旦孙儒彻底击溃杨行密，其兵锋很可能北上威胁自己的地盘。同时，与杨行密结盟，也能借助其力量，增强自身在淮南事务中的影响力，并获得唐廷认可的正统性。于是，卢弘与杨行密结成了联盟。作为盟友关系的一种体现和拉拢手段，杨行密向当时在成都流亡的唐廷上表，请求正式任命卢弘为宣武节度使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此时的“宣武军”并非指朱温治下的汴州宋亳地区，可能是一个遥领的虚衔，或是唐廷试图在江淮地区设立的新的方镇名号，意在给予卢弘更高的名分，以巩固联盟。
然而，卢弘的军阀本性，决定了他的外交策略以现实利益为最高准则，而非信义。在与杨行密结盟后不久，当孙儒展现出强大的军事压力，或者可能向卢弘许以更优厚的条件时，卢弘的立场发生了动摇。他背叛了与杨行密的联盟，转而投靠了孙儒。
这一背叛行为，对杨行密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它不仅使得杨行密失去了一个潜在的北方盟友，更让孙儒解除了侧翼的顾虑，可以集中力量进攻扬州。卢弘的反复无常，也充分暴露了其政治上的短视。他或许认为孙儒军力更强，跟随孙儒能分得更多好处，但他低估了杨行密的韧性和潜力，也高估了在孙儒这种暴虐军阀麾下能获得的实际利益。孙儒集团以掠夺为生，缺乏稳固的根据地建设，其联盟关系更是脆弱。
3、 败亡与结局
卢弘投靠孙儒后，其具体军事行动史书记载较为简略，但可以推断，他很可能参与了孙儒集团对杨行密的一系列攻势。然而，战争的走向并未如卢弘所愿。杨行密虽然屡遭挫败，甚至一度弃守扬州，但他采取了正确的战略，避免与孙儒正面决战，利用水网地带周旋，并不断袭扰孙儒的补给线，消耗其力量。同时，杨行密在江南地区扩张，巩固后方。
唐昭宗大顺二年（891年），战争的转折点到来。孙儒由于粮草不继，士卒疲敝，内部矛盾也开始激化。杨行密趁机发动反攻。在关键性的战役中，孙儒兵败被俘，随后被杨行密处死。其庞大的军队一部分被杨行密收编，这些精锐的蔡州兵后来成为杨行密争霸天下的重要资本——“黑云都”。
随着孙儒的败亡，他旗下的联盟自然也土崩瓦解。卢弘失去了依靠，不得不面对来自杨行密的清算。此时，杨行密的主要目标是彻底消灭孙儒残余势力并收编其部众，对于反复无常的卢弘，他派出了麾下大将田頵率军讨伐。
田頵是杨行密集团中最为骁勇善战的将领之一。他率军北上，进攻卢弘控制的地区。关于卢弘与田頵交战的具体过程，史料记载非常简略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五十八仅载：“（大顺二年六月）杨行密遣其将田頵攻卢弘，弘败死。” 由此可见，面对田頵的进攻，卢弘迅速战败，并在此过程中丧生。
卢弘的败亡，有其必然性。首先，他背弃杨行密转投孙儒，在道义上已失分，失去了在江淮地区作为一方势力独立周旋的政治资本。其次，他的核心力量感化军本身内部并不稳固，晚唐的徐州军以跋扈难制著称，忠诚度有限。当强大的外部压力来临，其内部凝聚力容易出现问题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的对手杨行密集团正处于上升期，士气旺盛，将领如田頵等能征善战，实力远非失去孙儒庇护后的卢弘所能比拟。
卢弘死后，其势力范围很快被杨行密吞并。感化军（徐州）地区后来虽然并未长期留在杨行密手中（最终被朱温夺取），但卢弘的覆灭，为杨行密扫除了淮北的一个不稳定因素，使得杨行密能够更加专注于整合淮南，并向江西、湖北等地扩张，最终奠定了十国中“吴国”的基业。
4、 性格与历史评价
卢弘是唐末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典型军阀形象。他具备那个时代武夫的一些共同特征：
a.  骁勇善战，拥有一定的军事才能：能够被支详委以北伐重任，并在士卒中建立威望，说明其具备相当的军事能力，否则难以在乱世中脱颖而出。
b.  野心勃勃，不甘人下：他抓住军队拥立的机会，取代了老上司支详，展现了其不甘居于人下的野心。
c.  现实主义的权谋家：他的外交策略完全基于现实利益计算。与杨行密结盟是为了对抗共同威胁孙儒，并获取官方名分；而背叛杨行密投靠孙儒，则是基于当时对实力对比的判断。这种唯利是图的作风在当时虽非个例，但也注定了其联盟的脆弱性。
4.  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和稳固的统治基础：与同时代的成功者如朱温、杨行密相比，卢弘显然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。他的行动更多地是被动反应和短期投机，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和有效的行政体系，其统治严重依赖军队的即时支持。一旦军事上受挫，政权便迅速瓦解。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卢弘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。他未能像杨行密、钱镠等人那样开创一个相对持久的割据政权，其事迹大多作为杨行密崛起过程中的背景和注脚而被记载。然而，通过他的一生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唐末藩镇割据的极端形态：中央权威彻底失灵，武力成为唯一的权力来源，忠诚与信义荡然无存，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。卢弘的兴起，源于一次典型的骄兵拥立；他的外交策略，是纯粹的实力权衡；而他的败亡，则是更强力量碾压的结果。他既是这个混乱时代的产物，也是其牺牲品。他的故事，为后世理解唐末五代那段“天子，兵强马壮者当为之，宁有种耶”的历史，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。